肺癌疾病负担的全球概览与空气污染的“隐形”威胁
气管、支气管和肺癌（Tracheal, Bronchus, and Lung Cancer，简称TBL，通常指肺癌）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最新统计，肺癌在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均位居全球癌症榜首，对患者和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对于正在寻求最新治疗方案和风险评估的患者及其家属而言，了解疾病的流行病学趋势和主要致病因素至关重要。
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库，系统分析了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以及中美两国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疾病负担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变化趋势，并利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预测模型对未来十年（2022—2031年）的趋势进行了评估。核心发现指出，在所有已知的肺癌风险因素中，烟草暴露被公认为首要致病因素，而空气污染（包括环境PM2.5和室内燃料燃烧产物）则以约15.10%的死亡率贡献率，成为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危险因素。特别是对于中国患者而言，空气污染相关的肺癌疾病负担尤为沉重，其防控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近三十年趋势解读：疾病负担的下降与中美差异
衡量疾病负担的核心指标包括死亡数、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和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ASDR）。
中国：负担最重，下降缓慢
研究数据显示，2021年，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死亡数和DALYs数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分别为21.14万例和489.47万人年），其次是美国（0.60万例和12.43万人年）。这表明，在绝对疾病负担上，中国远超美国和全球平均水平。
在变化趋势方面，1990—2021年，全球和中美两国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ASMR和ASDR均呈下降趋势。然而，中国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ASMR和ASDR的下降幅度（EAPC分别为−0.97%和−1.30%）远低于美国（EAPC分别为−4.90%和−5.36%），且仍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提示我们，尽管中国通过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以下多重因素的协同作用，疾病负担的下降速度仍相对缓慢：
- 烟草与污染的协同作用：吸烟率高，且烟草燃烧释放的PM2.5与环境污染叠加，加剧了呼吸系统损伤。
- 职业安全防护缺口：部分高污染暴露职业（如纺织厂工人）缺乏有效的呼吸防护工具。
- 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空气污染相关的绝对死亡数和DALYs数居高不下。
- 工业化污染：在社会人口学指数（SDI）较低的地区，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污染加剧了疾病负担。
美国：下降显著，政策驱动
相比之下，美国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疾病负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下降幅度远高于全球和中国。这主要得益于美国长期持续施行的《清洁空气法》、能源结构转型和严格的交通排放控制，使得其空气污染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
谁是高危人群？性别与年龄的流行病学警示
精准的风险评估是制定有效防控策略的基础。本研究明确指出了空气污染相关肺癌的两大高危人群：男性和年龄≥50岁的群体。
男性：疾病负担远超女性
从性别上看，1990—2021年，全球和中美两国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男性患者的ASMR和ASDR均显著高于女性。造成这种显著性别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职业暴露风险：男性从事高污染暴露职业（如接触工业废气、粉尘）的几率高于女性。
- 吸烟率差异：全球范围内，男性的吸烟率通常高于女性，导致呼吸系统更容易受到烟草和空气污染的联合损伤。
- 生理与遗传因素：
- 激素差异：男性体内的睾酮可能促进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加剧呼吸道损伤；而女性的雌激素可能通过增强抗氧化酶活性和抑制促炎因子释放，对肺部炎症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 基因易感性：男性可能表达更高水平的促炎基因，且某些基因多态性（如CYP1A1和CYP1B1）可能增强污染物代谢为致癌物的能力，从而增加肺癌风险。
例外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80岁的老年女性患者的ASMR和ASDR出现了反超男性患者的例外情况，但总体而言，男性仍是全球范围内空气污染相关肺癌的主要受害者。
年龄≥50岁：长期暴露与生理衰退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范围内及中美两国，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ASMR和ASDR在≥50岁年龄组达到峰值，并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这种现象与以下因素紧密相关：
- 长期暴露积累：肺癌的发病是一个长期过程，≥50岁群体经历了更长时间的环境危险因素（包括空气污染、烟草烟雾等）暴露积累。
- 生理机能衰退：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生理机能衰退，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清除致癌物的能力减弱，使得机体对环境污染物的易感性增加。
鉴于中美两国正在经历快速人口老龄化进程，针对中老年高危人群的精准防控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包括建立基于社区的呼吸系统疾病监测网络、完善空气污染暴露人群的早期筛查机制（如低剂量CT筛查），以及开发年龄特异性健康干预方案。
未来十年预测：全球趋势或将逆转
基于BAPC模型的预测分析显示，未来十年（2022—2031年）的疾病负担趋势将出现分化：
- 全球：归因于空气污染的肺癌ASMR和ASDR预计呈上升趋势。至2031年，ASMR将由2021年的4.34/10万上升至4.73/10万。
- 中美两国：ASMR和ASDR预计将持续下降。中国ASMR将下降至9.22/10万；美国ASMR将下降至0.41/10万。
全球趋势的逆转上升，可能与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PM2.5、NO2等污染物排放增加，以及缺乏严格的空气质量监管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有关。这一预测凸显了全球协同治理空气污染的紧迫性。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预测数据乐观，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加速老龄化，空气污染相关肺癌的绝对疾病负担仍不容忽视。针对高危人群的精准防控，以及早期诊断和治疗的普及，仍是降低疾病负担的关键挑战。
图1：1990—2021年TBL的风险因素面积图（a：全球；b：中国；c：美国）
图2：2021年不同性别、年龄段的ASMR和ASDR比较
图3：2022—2031年ASMR和ASDR的BAPC预测模型
从风险评估到精准治疗：患者的下一步行动
对于已经被诊断为肺癌或属于高危人群（长期吸烟者、≥50岁、长期暴露于高污染环境）的个体而言，了解这些流行病学数据，其最终目的是指导更积极的健康管理和治疗决策。
1. 积极预防与早期筛查
鉴于空气污染和烟草暴露的巨大风险，高危人群应采取以下措施：
- 戒烟：这是降低肺癌风险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 环境防护：在空气质量差的日子减少户外活动，使用高效空气净化器，并佩戴N95或P100口罩。
- 低剂量CT筛查：对于高危人群，应定期进行低剂量螺旋CT（LDCT）筛查。早期发现的肺癌治愈率极高，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2. 确诊后的精准治疗选择
一旦确诊肺癌，治疗方案的选择应基于癌症的类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或小细胞肺癌SCLC）、分期以及最重要的基因突变状态。现代肺癌治疗已经进入精准医疗时代，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是改变患者生存期的两大支柱：
- 靶向治疗：针对特定的基因突变（如EGFR、ALK、ROS1、KRAS等）开发的靶向药物，如奥希替尼、洛拉替尼等，能显著提高疗效并减少副作用。
- 免疫治疗：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细胞，如PD-1/PD-L1抑制剂，已成为晚期肺癌的标准治疗之一。
- 联合治疗：化疗、放疗、手术与靶向/免疫治疗的组合，为不同分期的患者提供了更优化的治疗方案。
面对复杂的治疗选择和不断更新的临床指南，患者和家属需要获取权威、及时的信息，并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您可以咨询MedFind的AI辅助问诊服务，以便更好地理解自身的病情和潜在的治疗路径。
3. 药物获取与国际选择
由于新药研发和审批存在时间差，许多前沿的抗癌药物可能已在海外上市，但尚未在中国大陆获批。对于需要最新靶向药或免疫治疗药物的患者，了解国际药物信息和获取渠道至关重要。患者可以通过专业平台获取海外抗癌药物的购买渠道，确保治疗的连续性。
此外，我们建议患者和家属应持续关注全球最新的临床研究进展，了解最新的肺癌治疗方案和药物信息，为自己的治疗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总结与对患者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详尽的流行病学数据分析，再次敲响了空气污染对肺癌疾病负担影响的警钟。尽管中美两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显著的防控成效，但中国仍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针对男性和中老年高危人群的精准防控。未来十年，全球肺癌疾病负担的上升趋势更提醒我们，协同治理空气污染、强化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和干预体系，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共同责任。
对于每一位患者而言，了解这些风险因素和趋势，不仅是为了预防，更是为了在不幸确诊后，能够更积极地面对治疗。精准的风险评估应引导至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选择，结合最新的靶向药、免疫疗法等，以期获得最佳的生存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