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阴性乳腺癌(TNBC)以其高侵袭性、易复发和缺乏明确靶点而著称,长期以来,化疗一直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效果有限。然而,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免疫治疗、PARP抑制剂以及抗体偶联药物(ADCs)的崛起,TNBC的治疗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这些创新疗法为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突破了传统化疗的局限。本文将深入探讨TNBC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聚焦ADCs如何引领这一变革,帮助患者和家属理解这些复杂且充满希望的治疗选择。
三阴性乳腺癌(TNBC)治疗的“前世今生”:挑战与机遇
三阴性乳腺癌之所以被称为“三阴性”,是因为其癌细胞表面缺乏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这三种常见受体的表达。这意味着针对这些受体的内分泌治疗和HER2靶向治疗对其无效,传统上,化疗是唯一的系统性治疗方案。这种“无靶可打”的特性,加上TNBC肿瘤细胞的高度异质性和侵袭性,导致其恶性程度高、复发和转移风险大,预后较差,尤其是在治疗初期未能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然而,挑战也催生了机遇。科研人员并未放弃对TNBC的探索,而是积极寻找新的作用机制。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PARP抑制剂的出现,已为部分TNBC患者带来了转机。而如今,抗体偶联药物(ADCs)的加入,更是为TNBC的治疗版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预示着一个“超越化疗”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早期复发:TNBC治疗的“阿喀琉斯之踵”
对于II期或III期的早期TNBC患者,目前的标准治疗方案通常是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这种旨在治愈的新辅助治疗(术前)和辅助治疗(术后)是成功的。但遗憾的是,仍有一部分患者在手术后存在残余病灶,他们复发的风险极高。
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医学肿瘤学家Ana Garrido-Castro博士指出,这部分患者在早期阶段接受化疗加免疫治疗后,仍然可能经历疾病复发,而且这种复发往往发生在辅助治疗结束后短短的6到12个月内。这种“早期复发”的现象是当前肿瘤学领域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对于这些早期复发的患者,他们往往已经接受了多种化疗药物和免疫治疗,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变得非常有限。Garrido-Castro博士进一步强调,许多早期复发患者甚至被排除在新的临床试验之外,这使得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治疗组合,以期在短暂的无病生存期内进行有效干预,阻断或延缓疾病的进展。
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崛起:颠覆TNBC治疗格局的关键
在寻找新的治疗策略中,靶向TROP2的抗体偶联药物(ADCs)的出现,无疑为TNBC患者带来了显著的希望。这些创新药物正在改变肿瘤学家们治疗转移性TNBC的思路,尤其是在一线治疗中的应用。
TROP2靶向ADC:一线治疗的新希望
在近期的ESMO年会上,两项重要的III期随机临床试验数据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比较了TROP2靶向ADC药物——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商品名Trodelvy)和达妥昔单抗德鲁替康(Datopotamab Deruxtecan,商品名Datroway)与医生选择的标准化疗在转移性TNBC一线治疗中的疗效。
- ASCENT-03试验:评估了戈沙妥珠单抗在不适合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主要是PD-L1阴性)的转移性TNBC患者中的疗效。
- TROPION-Breast02试验:评估了达妥昔单抗德鲁替康在同样不适合免疫治疗的一线转移性TNBC患者中的疗效。
两项试验均达到了其主要终点,结果显示,与标准化疗相比,TROP2 ADC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治疗效果。Garrido-Castro博士还特别提到了ASCENT-04试验(NCT05382286)的数据。该研究将戈沙妥珠单抗与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商品名Keytruda)联合用于PD-L1阳性的转移性TNBC患者,结果显示其无进展生存期优于当前的化疗加帕博利珠单抗标准方案。这些令人鼓舞的成果,激发了医学界对TROP2 ADCs及其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的巨大热情,希望将这些疗法进一步前移到治疗早期阶段。
HER2-low TNBC的独特选择:德曲妥珠单抗
对于约40%的HER2低表达(HER2-low)TNBC患者,另一种抗体偶联药物——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商品名Enhertu,简称T-DXd)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治疗选择。尽管其主要适应症是HER2阳性乳腺癌,但DESTINY-Breast04试验的探索性分析表明,在约10%的激素受体阴性/HER2低表达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T-DXd也展现出治疗潜力。
ADC药物的“序贯之谜”:靶点与载荷的抉择
随着越来越多的ADC药物获批,临床医生面临的问题不再仅仅是“是否使用ADC”,而是“何时使用”以及“以何种顺序使用”。Garrido-Castro博士指出,目前,由于现有的多项III期临床试验数据,戈沙妥珠单抗常被作为TNBC的一线ADC选择。
然而,当患者在使用一种ADC药物后出现疾病进展时,序贯使用第二种ADC的挑战就凸显出来。多项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表明,第二种ADC的无进展生存期往往比第一种更短。但令人欣慰的是,也有部分患者似乎从第二种ADC中获得了相似甚至更大的益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识别这些患者?这就需要回归到生物标志物,并深入理解耐药机制。”Garrido-Castro博士强调。
目前的研究正聚焦于确定耐药性是源于靶点表达的下降(如TROP2或HER2),还是对“弹头”药物(Payload)或其他机制产生了抵抗。Garrido-Castro博士提到了TRADE DXd研究(NCT06533826),该研究旨在通过保持相似的“弹头”药物而切换靶点,来解答这一关键问题。她补充道:“开发具有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以外新型载荷的ADC药物,例如微管抑制剂或其他正在研究的新机制,也将是未来的关键方向。”
化疗:仍是基石,但角色在变
随着ADCs有望在一线治疗中取代标准化疗在转移性TNBC中的地位,肿瘤学家可能会疑问,传统化疗的时代是否即将终结?Garrido-Castro博士认为,化疗在晚期治疗或作为新辅助/辅助治疗的战略伙伴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她指出:“对于ADC耐药的患者群体,在转移性TNBC的二线及以后治疗中,化疗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们仍然需要开发更好的药物来改善这些患者的预后。”
在早期TNBC的治疗中,蒽环类和紫杉类药物仍然是治疗的基石,对于高风险的TNBC患者,还会加入铂类药物。目标并非完全淘汰化疗,而是通过更智能的给药系统和与新疗法的组合,优化其使用,使其发挥最大效用。
展望未来:TNBC治疗的无限可能
Garrido-Castro博士认为,TNBC研究的快速变化是其同事们最需要关注的重点。随着ADCs进入一线治疗,并且正在探索其在新辅助和辅助治疗中的潜力,TNBC的标准治疗方法正处于不断演变之中。“治疗格局正在迅速变化……许多关于这些药物在早期阶段潜在活性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她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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