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作为全球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其早期诊断与精准治疗对患者预后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低剂量螺旋CT的普及和健康体检意识的提高，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检出率显著上升。对于这类早期病变，亚肺叶切除术已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手术方式。
然而，即使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部分患者仍面临转移或复发的风险。其中，气腔播散（STAS）被确认为一种独立的肺癌侵袭模式，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具有显著不良影响，尤其是在接受局限性切除术后。因此，在术前或术中准确预测肿瘤是否伴有STAS，对于外科医生制定最佳手术方案具有决定性意义。
现有STAS预测方法的挑战与本研究的突破
目前，术中快速病理诊断STAS虽特异性高，但灵敏度不足。有创的术前活检方法在早期肺癌患者中推广受限。此外，一些基于影像组学或单一临床影像特征的预测模型，或因操作复杂、或因诊断效能中等、或因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早期病变，其临床实用性仍有待提升。尤其针对数量日益增多的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目前尚缺乏专门的STAS预测模型。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深入探讨ⅠA期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发生STAS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基于此构建一个nomogram预测模型，为患者的术前手术方式选择提供更精准的参考。对于肺癌患者而言，了解最新的诊疗进展至关重要。您可以通过MedFind获取更多抗癌资讯，包括药物信息和诊疗指南。
Nomogram模型构建与核心发现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112例ⅠA期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与影像资料。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筛选出与STAS发生显著相关的独立预测因素：
- 男性：研究显示，男性患者发生STAS的风险更高。
- 抗GAGE7抗体阳性：这是一种与肺癌相关的自身免疫抗体，在本研究中被证实是STAS的独立预测因子。
- 平均CT值：肿瘤的平均CT值与STAS的发生密切相关，CT值越高，STAS的可能性越大。
基于上述三个独立预测因素，我们成功构建了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STAS的nomogram预测模型。该模型在预测STAS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效能，其曲线下面积（AUC）高达0.890，灵敏度为76.5%，特异度为91.6%，显著优于单一变量的预测能力。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进一步证实了模型的良好一致性和临床实用性。
图 1 预测ⅠA期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气腔播散的nomogram模型
图 2 评估nomogram模型的校准曲线
图 3 预测ⅠA期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STAS 的ROC曲线
图 4 预测模型的决策曲线分析
预测因素的深入解析
性别：多项研究表明，STAS在男性患者中更为常见。这可能与男性吸烟比例较高以及基因异质性有关。例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在亚洲女性中发病率较高，而STAS则与EGFR野生型具有显著相关性，这或许解释了STAS在性别分布上的差异。
抗GAGE7抗体：作为一种与肺癌相关的自身免疫抗体，抗GAGE7抗体在早期肺鳞癌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本研究首次揭示了其在STAS预测中的潜在作用，尽管单独预测效能有限，但与性别和平均CT值联合使用时，能显著提升模型的预测性能，为STAS的临床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平均CT值：肿瘤细胞侵袭正常肺组织可导致肌成纤维细胞变性增厚，进而引起平均CT值增加。STAS作为一种高侵袭性的肺癌浸润方式，其阳性患者的平均CT值显著高于阴性患者，进一步印证了CT值在评估肿瘤侵袭性方面的价值。
临床意义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构建的nomogram预测模型，有效解决了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术前STAS状态难以诊断的难题。它为外科医生提供了全面评估患者风险、制定合理手术策略的有力工具，尤其对于选择亚肺叶切除术的患者，能够有效降低复发和死亡风险，具备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
尽管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STAS阳性患者数量较少和不同CT设备可能带来的测量误差，但其创新性地结合了临床与影像学特征，并引入了肺癌自身抗体检测，为未来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时，专业的AI问诊服务也能提供宝贵参考。欢迎体验MedFind的AI问诊服务。
总之，这一nomogram模型的成功构建，标志着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精准医疗迈出了重要一步，有望显著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若您在治疗过程中有海外靶向药需求，MedFind提供便捷的药品代购服务，助力患者获取所需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