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复杂的医疗体系中，患者的经济负担与医疗可及性始终是焦点议题。近期，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一项关于门诊共付额（Copay）的新规引发轩然大波，最终迫使其调整政策，这不仅是单一医疗机构的决策风波，更是美国医疗费用困境的一个缩影。对于需要长期治疗、面临高昂靶向药或抗癌药费用的癌症患者而言，每一次共付额的调整都可能直接影响其就医选择与治疗进程。
政策风波：克利夫兰诊所的共付额新规与反弹
克利夫兰诊所，作为美国重要的医疗机构，此前宣布了一项新政策：要求拥有商业保险或Medicare Advantage计划的门诊患者，在就诊前或办理入住时必须支付共付额。这项规定涵盖了预约门诊、物理治疗、职业治疗、门诊诊断测试以及门诊手术等多种服务。然而，急诊服务、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以及癌症治疗被明确豁免于此项预付要求。
此举立即引发了社区领袖和患者的强烈不满。批评者指出，这项政策将使患者因无法预付医疗费用而被迫推迟或取消必要的治疗，尤其对于那些每月共付额高达数百美元的患者而言，无疑是沉重的经济打击。一位69岁的患者表示，每月近500美元的共付额让他感到“患者护理成了次要，财务优先”。面对公众的强烈反弹，克利夫兰诊所最终在政策生效前三天做出让步，为无法支付门诊共付额的患者提供了新的0%利率支付计划，但共付额本身仍需支付。
共付额的初衷与现实困境
共付额，作为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常见机制，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增加患者的成本分担，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利用，抑制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健康政策教授Bradley Herring博士指出，共付额旨在“削减一些医疗服务的过度使用”。然而，现实情况是，对于许多患者而言，共付额并非“可有可无”的门槛，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障碍，可能导致他们放弃必要的检查或治疗，尤其是在面对高价药物和复杂治疗方案时。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健康管理与政策教授Alison Evans Cuellar博士也强调，共付额往往意味着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并可能导致整体需求下降。她提到，《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之所以取消了部分成本分担，正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当患者面临共付额或免赔额时，他们会放弃有价值的护理。
患者的经济重负与医疗可及性
克利夫兰诊所的案例凸显了美国患者在医疗费用面前的脆弱性。尽管诊所声称2024年有超过一半的共付额未支付，且运营利润率仅为1.7%，需要增加收入以维持服务和投资社区项目，但这并不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对于需要长期、高频次就医的慢性病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其治疗往往涉及昂贵的靶向药、抗癌药或仿制药，以及频繁的检查和随访，共付额的累积效应可能使其不堪重负。
在这种背景下，患者对海外购药、寻求更具性价比的药品代购服务，以及了解抗癌药价格、靶向药费用的需求日益增长。他们不仅关注药物本身的疗效，更关注如何减轻整体的医疗支付压力，确保治疗的连续性。
医疗机构的收支平衡挑战
共付额由保险公司规定，但由医疗服务提供者收取并保留。Herring博士指出，随着医疗机构利润空间日益收紧，他们有强烈的财务动机来提高共付额的收取率。虽然医疗机构可以放弃共付额，但这在法律上存在风险，尤其是在患者没有明确的经济困难证明时。例如，常规或定期放弃Medicare或Medicaid患者的共付额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放弃私人保险共付额也可能使提供者面临法律风险。
然而，因患者无法支付共付额而取消预约，也意味着医疗资源的浪费。Herring博士形象地指出：“如果共付额是20%，那么获得80%的总费用总比什么都得不到要好。”这反映了医疗机构在确保营收与提供服务之间面临的艰难抉择。
结语：在营收与患者福祉间寻求平衡
克利夫兰诊所的共付额政策风波，是美国医疗体系中医疗政策、患者负担与医疗可及性之间复杂关系的生动写照。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医疗机构财务可持续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患者的实际经济能力和就医需求。对于身患重疾、急需靶向药或抗癌药的患者而言，确保他们能够无障碍地获得所需治疗，是医疗体系应承担的首要责任。未来，如何在保障医疗机构运营的同时，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压力，特别是对于高价药物的支付，仍将是美国乃至全球医疗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