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治疗的“隐形代价”：心血管毒性与瓣膜性心脏病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显著延长。然而，癌症治疗在挽救生命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系列长期的副作用，其中“心血管毒性”是日益受到关注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对于正在寻求最佳治疗方案或关注长期生存质量的癌症患者及其家属而言，了解并管理这些潜在的心脏风险至关重要。
近期在2025年欧洲心血管成像协会年会（EACVI 2025）上公布的一项名为CESAR的观察性队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洞察。该研究明确指出，通过心血管影像学检查发现的瓣膜性心脏病（Valvular Heart Disease, VHD）在既往确诊癌症的患者中相当普遍。更重要的是，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对这类患者进行积极的瓣膜干预治疗，因为这能显著改善他们的长期生存率。
什么是心脏肿瘤学？
心脏肿瘤学（Cardio-Oncology）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跨学科领域，专注于癌症治疗对心脏和血管系统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安全地为患有心脏疾病的癌症患者提供治疗。随着癌症幸存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心血管并发症已成为影响他们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的主要非癌症相关因素。
许多癌症治疗方法，包括传统的化疗、放疗以及新型的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都可能对心脏结构和功能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可能表现为心肌病、心律失常、高血压，以及本文重点讨论的瓣膜性心脏病。
常见致心血管毒性的癌症治疗手段
瓣膜性心脏病通常是由于瓣膜结构受损或功能异常导致的。在癌症患者中，VHD的发生往往与以下几种治疗方式密切相关：
- 蒽环类药物（Anthracyclines）： 如多柔比星（Doxorubicin），是治疗多种实体瘤和血液肿瘤的有效药物。它们的主要心毒性是引起剂量依赖性的心肌损伤，但长期来看，也可能导致瓣膜纤维化和功能障碍。
- 胸部放射治疗： 针对乳腺癌、肺癌、霍奇金淋巴瘤等癌症的胸部放疗，可能导致心脏组织（包括瓣膜）的慢性炎症和纤维化。这种损伤往往是迟发性的，可能在治疗结束后数年甚至数十年才显现出来，表现为主动脉瓣和二尖瓣的狭窄或反流。
- 某些靶向治疗药物： 虽然新型靶向药通常被认为比传统化疗毒性更小，但部分药物，如针对HER2阳性乳腺癌的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可能导致左心室功能障碍，进而间接加重瓣膜反流。此外，一些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也可能影响心血管系统。
EACVI 2025 重磅研究：CESAR 揭示癌症患者 VHD 现状
在缺乏大规模、针对性研究的背景下，CESAR研究（Cancer and Severe Valvular Heart Disease）的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研究旨在明确癌症患者中严重瓣膜性心脏病的患病率，并评估瓣膜干预对生存的影响。
研究方法与患者群体
这项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了10,353例确诊癌症的成年患者。所有患者均在一家三级转诊中心接受了12个月内的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这使得研究群体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在临床实践中接受心血管监测的癌症患者的真实情况。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6.2岁，凸显了心血管并发症在老年癌症幸存者中的重要性。研究者通过分析这些患者的影像学数据、临床指标和长期随访结果，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癌症患者是否应该像非癌症患者一样，积极接受瓣膜干预治疗？
严重瓣膜性心脏病的高患病率
研究发现，在接受超声心动图检查的癌症患者中，严重瓣膜性心脏病的患病率达到了7.2%。这一数字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中VHD的患病率，证实了癌症患者面临更高的心脏风险。
在所有VHD类型中，最常见的是：
- 三尖瓣反流（3.7%）
- 二尖瓣反流（2.6%）
- 主动脉瓣狭窄（2.2%）
值得注意的是，三尖瓣反流的比例最高。这可能与癌症治疗导致的肺动脉高压或右心室功能障碍有关，也反映了癌症患者复杂的全身状况。
VHD 是独立死亡风险预测因子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严重瓣膜性心脏病对癌症患者预后的影响。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心脏生物标志物水平、肾功能和左心室功能等关键混杂因素后，研究者发现严重心脏瓣膜病是死亡率增加的独立预测因子：
- 全因死亡率： 调整后风险比 (HR) 为 1.46（95%CI 1.25–1.71）。这意味着患有严重VHD的癌症患者，其死亡风险比没有VHD的患者高出46%。
- 心血管死亡率： 调整后风险比 (HR) 更是高达 2.62（95%CI 2.00–3.43）。这表明VHD是导致癌症患者心血管相关死亡的首要因素之一。
这些数据强有力地证明，瓣膜性心脏病并非癌症患者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其长期生存的关键因素。
瓣膜干预：显著改善癌症患者生存的关键
尽管VHD的患病率高且风险巨大，但CESAR研究发现，在患有严重瓣膜性心脏病的患者中，仅有21.5%接受了外科手术或经导管介入治疗。这反映了临床上普遍存在的顾虑：许多医生担心癌症患者的身体状况、预后不确定性以及围手术期风险，从而倾向于保守治疗。
干预率为何偏低？
癌症患者接受瓣膜干预率低，主要原因包括：
- 预后不确定性： 医生可能担心患者的癌症预后较差，认为瓣膜手术的风险大于潜在收益。
- 合并症复杂： 癌症患者通常伴有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血液系统异常等多种合并症，增加了手术或介入治疗的风险。
- 缺乏指南支持： 过去缺乏针对癌症患者合并VHD的明确临床指南，导致治疗决策趋于保守。
然而，CESAR研究的核心发现彻底挑战了这种保守的治疗策略。
积极干预带来的生存获益
研究对接受了瓣膜干预（包括外科手术或经导管介入，如TAVI、TMVR等）的患者进行了中位23个月的随访。数据显示，与未接受干预的患者相比，接受瓣膜干预与生存率显著改善独立相关。
具体而言，瓣膜干预可使死亡率降低72%（调整后HR 0.28；95%CI 0.09–0.87）。
这一结果的临床意义极其重大。它表明，即使在复杂的癌症患者群体中，瓣膜干预治疗的生存获益也是压倒性的。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的Maximilian Autherith博士总结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癌症患者，瓣膜性心脏病的干预治疗无需被刻意保留。”
这意味着，只要患者的癌症病情得到控制或预后尚可，且身体状况能够承受手术或介入治疗，就应该积极考虑瓣膜修复或置换，以最大化其长期生存潜力。
临床实践的启示：建立多学科心脏肿瘤团队
CESAR研究的结果为心脏肿瘤学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它强调了两个核心要点：早期筛查和积极的多学科协作。
早期筛查与监测的重要性
由于许多癌症治疗（尤其是放疗）导致的心脏损伤是迟发性的，癌症幸存者需要长期的心血管监测。超声心动图作为一种无创、经济且高效的影像学手段，应成为癌症患者定期心血管监测的标准工具。
对于接受过高风险治疗（如蒽环类药物或胸部放疗）的患者，即使在癌症治疗结束后，也应定期转诊至心脏科进行随访。早期发现轻度或中度VHD，可以帮助医生及时调整生活方式或药物治疗，延缓疾病进展，并在病情恶化至严重程度时，提前规划干预措施。
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癌症患者合并VHD的治疗决策必须高度个性化，需要心脏科医生、心外科医生、肿瘤科医生和麻醉师共同参与，即“心脏肿瘤团队”模式。
在决定是否进行瓣膜干预时，团队需要综合评估以下因素：
- 癌症预后： 评估癌症是否处于缓解期、复发风险以及预期生存期。
- VHD严重程度： 确定瓣膜病变是否已达到需要干预的标准。
- 患者功能状态： 评估患者的体能和合并症情况，以确定其能否耐受手术或介入治疗。
对于高龄或高风险的癌症患者，经导管瓣膜介入治疗（如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TAVI 或经导管二尖瓣修复术 TMVR）通常是比传统外科手术更安全的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创伤和恢复时间，使其能够更快地恢复癌症治疗或正常生活。
MedFind 视角：癌症患者如何管理心血管风险并获取治疗支持
对于正在与癌症抗争的患者而言，心血管健康是实现长期生存和高质量生活的基石。CESAR研究的结果无疑为患者带来了希望，即即使合并了严重的心脏并发症，积极的治疗也能带来巨大的生存获益。
获取最新的治疗方案与药物信息
癌症治疗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新的药物和治疗策略不断涌现。患者在关注癌症本身治疗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由治疗带来的心血管风险管理。MedFind 致力于提供最新的药物信息、治疗方案解读、临床研究与指南资讯，帮助患者全面了解其治疗路径。
例如，对于正在使用可能引起心血管毒性的靶向药或化疗药的患者，需要了解如何通过药物（如ACEI/ARB、β受体阻滞剂等）进行心脏保护，以及何时需要进行瓣膜干预评估。
海外用药与专业咨询
在某些情况下，治疗癌症或管理并发症所需的特定药物或介入器械可能尚未在中国大陆上市或普及。对于需要获取海外创新药物或寻求国际专家意见的患者，MedFind 提供专业的AI 辅助问诊服务，帮助患者对接全球医疗资源，获取个性化的治疗建议。
此外，如果患者需要获取用于心血管风险管理或癌症后续治疗的特定药物，MedFind 也提供抗癌药品代购与国际直邮服务，确保患者能够及时、安全地获得所需的药品。
总结与展望
CESAR研究为心脏肿瘤学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癌症患者不应因其癌症诊断而被剥夺接受瓣膜干预治疗的机会。严重瓣膜性心脏病是癌症患者死亡率增加的独立风险因素，而积极的干预治疗能够显著逆转这一风险，带来高达72%的死亡率降低。
这一发现呼吁临床医生打破保守观念，加强癌症患者的心血管监测，并建立高效的多学科协作机制，确保每一位癌症幸存者都能获得最佳的综合治疗，从而最大化他们的长期生存和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