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这个被称为“沉默杀手”的疾病，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它不仅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更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每年夺去无数家庭的幸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被公认为是提高肺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而低剂量螺旋CT（LDCT）肺癌筛查，正是目前国际公认最有效、最先进的早期筛查手段。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却长期存在：即便政府大力推广，甚至提供补贴，肺癌高危人群的筛查参与率却始终在低位徘徊。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人们迈出筛查的第一步？近期，四川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一项深入的离散选择实验（DCE），揭示了隐藏在中国公众肺癌筛查决策背后的深层逻辑——原来，相比费用和距离，患者对医院等级和权威性的看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不仅解释了为何“宁愿多跑路也要挤破头去三甲”的现象，更为我们未来优化肺癌筛查策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肺癌：不容忽视的“沉默杀手”与早期筛查的重要性
在中国，肺癌的死亡率居所有癌症之首，占到癌症总死亡的近三成。这意味着，每当提及癌症死亡，肺癌都是最沉重的话题之一。肺癌之所以如此凶险，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据统计，晚期肺癌的五年生存率不足10%，而如果能在早期，也即癌细胞尚未扩散时发现并进行手术治疗，五年生存率可以大幅提升至70%以上，甚至更高。
正因如此，肺癌的早期筛查显得尤为重要。它就像一道防线，旨在疾病发生发展的早期阶段将其截获，从而为患者争取更多生机。目前，国际上广泛推荐且效果确切的肺癌早期筛查方法是低剂量螺旋CT（LDCT）。LDCT相较于传统X光胸片，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强的穿透力，能够发现更小、更隐匿的肺部结节，而且其辐射剂量远低于诊断性CT，安全性良好。多项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定期进行LDCT筛查，能够显著降低肺癌高危人群的死亡风险。
然而，尽管LDCT筛查效果显著，我国肺癌高危人群的筛查参与率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长期在31%-35%之间徘徊。这与国家层面为提升筛查可及性所做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不仅推广了多项筛查项目，甚至对筛查费用给予了补贴。按理说，价格不再是主要障碍，但为何公众仍旧不买账？这背后是否存在着我们未曾察觉的深层原因？这正是四川大学研究团队试图解答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筛查普及这么难？价格不是唯一障碍！
在传统的健康管理认知中，人们普遍认为，影响公众参与医疗服务的两大主要因素是“价格”和“便利性”。费用太高，很多人望而却步；就医太远、太麻烦，也会让人打消念头。针对这些普遍认知，各级政府在推动肺癌筛查方面，也大多围绕着降低费用和提升基层可及性展开工作，例如提供筛查补贴、在社区设立服务点等。
然而，当筛查本身已经获得了政府补贴，费用压力大大减轻之后，为什么参与率仍然难以提升？这迫使我们去思考，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难以通过简单问卷直接探明的“隐性偏好”，在悄然影响着人们的决策？这些“隐性偏好”就像冰山在水下的大部分，虽然不显眼，却决定着冰山的整体走向。
为了精准捕捉这些“隐性偏好”，科学家们引入了一种强大的研究工具——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DCE并非简单的问卷调查“你觉得什么重要？”，而是通过构建一系列模拟真实情境的选择题，让受访者在不同的服务方案之间进行“强制权衡”和选择。比如，给你两个方案：方案A是“价格低但医院级别不高”，方案B是“价格高但医院是三甲”，你会选择哪个？通过反复在不同方案之间做出取舍，研究者就能量化出每种属性（如价格、医院级别、距离）对人们决策的影响权重，从而绘制出一张公众偏好的“精准地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量化的依据，避免“盲人摸象”式的决策。
四川大学重磅研究揭秘：国人肺癌筛查的“三甲情结”
四川大学的研究团队正是利用DCE这一先进方法，对四川省2529名40-74岁的居民进行了深入调查。这项研究旨在解码中国公众在选择肺癌筛查服务时的真实偏好，其结果令人大开眼界，甚至颠覆了许多传统认知。
研究方法：如何精准捕捉患者偏好？
该研究巧妙地设计了包含5个关键属性的筛查场景，每个属性都设置了不同水平，以模拟现实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选择：
- 机构级别： 筛查服务由二级医院提供，还是由权威的三级医院提供？
- 机构性质： 是选择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疗机构？
- 出行方式： 是步行或骑行就能到达，还是需要乘坐公共交通，或是开私家车前往？
- 出行时间： 从家到筛查地点，是小于15分钟，还是15-30分钟、30-60分钟，甚至是超过60分钟？
- 自付费用： 筛查费用是完全免费（0元），还是需要自付一小部分（如150元、300元），甚至较高费用（450元）？
每位受访者需要完成14组这样的选择任务，在“方案A”、“方案B”和“不筛查”之间做出真实取舍。这种“强制权衡”设计，正是DCE的核心优势——它不像传统问卷那样直接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而是通过实际的模拟选择，剥离了表面的态度，直击人们内心深处的决策本质。
核心发现一：权威性压倒一切，费用影响微乎其微
通过复杂的混合逻辑回归分析，研究团队量化了每个属性对公众决策的相对重要性得分（Relative Importance Score, RIS）。结果显示，公众的偏好排序出人意料：
- 机构级别：RIS高达44.4%，位列所有属性之首。 这意味着，医院的级别，尤其是能否在三级医院进行筛查，是人们在选择时考虑的最核心因素，其重要性几乎是其他所有因素的总和。在中国，“三甲医院”代表着最顶级的医疗资源、最权威的专家、最先进的设备和最可靠的诊断结果。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任，使得患者为了能在大医院接受筛查，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
- 机构性质：RIS为28.1%。 公立医院通常被认为更可靠、更专业，也更具公益性。即便私立医院可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环境，但在涉及到健康筛查这种重要的医疗行为时，公众依然倾向于选择他们更信任的公立机构。
- 出行方式和出行时间：RIS分别为10.4%和10.7%。 这两个因素代表了“便利性”。虽然便利性也是考量因素，但与机构级别相比，其重要性明显处于劣势。这说明，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人们愿意忍受一定程度的出行不便。
- 自付费用：RIS仅为6.4%，排名垫底，是所有属性中最不敏感的因素。 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价格是主要障碍”的传统认知。这意味着，在肺癌筛查这类关系到生命健康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有一定的自付费用，也并不能显著阻碍公众的参与意愿，因为他们更看重筛查结果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这项研究的量化结果强有力地指出：相比单纯降低费用，提升三级医院的筛查可及性，或者让基层筛查与三级医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可能带来数倍于价格补贴的参与率提升。这无疑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优化指明了方向。
混合逻辑回归分析的相对重要性得分
核心发现二：宁愿多跑路，也要找专家——“三级医院情结”的真实写照
研究中有一个生动的模拟场景：当受访者面临“在三级医院进行筛查，但需要60分钟车程”和“在二级医院进行筛查，只需15分钟车程”这两种选择时，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种“宁可多跑路、多花时间，也要挤破头去大医院”的倾向，深刻反映了中国医疗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就医习惯和患者心理。
这种“三级医院情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也无形中在公众心中树立了“大医院=好医院=权威可靠”的认知。对于肺癌筛查这种可能关乎生死的检测，患者和家属自然希望能获得最权威、最准确的结果，哪怕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他们担心，如果去了基层医院或二级医院，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可能打折扣，或者后续一旦发现问题，处理起来会更加复杂。这种对诊断质量的深层担忧和对权威的强烈信任，是驱动他们选择三级医院的核心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偏好模式在不同风险人群中表现出高度一致性。无论是肺癌高危人群（746人）还是普通人群，都表现出相似的“三级医院情结”。虽然高危人群在选择时对费用和机构性质的关注度略有提升，但机构级别依然是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这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对权威和质量的追求是普遍存在的。
核心发现三：五个截然不同的决策类群，精准服务是未来
通过潜在类别分析，研究团队还识别出了5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这为我们提供了“分层施策”的精准靶点：
- Class 1（倾向不筛查型，占29.3%）： 这部分群体主要为老年男性、高学历者。他们可能对自身健康状况过于自信，或对疾病风险认知不足，甚至存在侥幸心理。单纯的降价或便利性提升对他们效果有限，更需要从观念上进行教育和引导，建立对筛查的信任和必要性认知。
- Class 2（品质追求型，占22.9%）： 这类患者对价格不敏感，最看重医院级别和机构性质。他们追求的是顶级专家、先进设备和优质服务。针对他们，宣传的重点应放在强调“三级医院专家团队支持”、“高精度筛查设备”等方面。
- Class 3（便利优先型，占16.1%）： 这类群体对出行时间、出行方式非常敏感，偏好私家车出行。他们可能工作节奏快，时间宝贵，或者家庭责任重，不希望筛查占用过多时间。为他们提供便捷的停车、预约服务，或安排在交通便利的地点设点，会更具吸引力。
- Class 4（社区依赖型，占19.8%）： 这类人群对出行方式的依赖性强，偏好步行可达的社区服务点。他们可能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或者对社区医疗机构有较高信任度。将筛查服务下沉到社区，并强调“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服务”（通过医联体模式），是吸引他们的有效方式。
- Class 5（价格敏感型，占12.0%）： 虽然整体而言费用不是主要障碍，但仍有这部分群体对价格较为敏感。对他们，突出费用减免政策、医保报销优势等，将是有效的激励手段。
这五个类群的划分，揭示了中国公众对肺癌筛查的异质性需求。这提示我们，不能再“一刀切”地推广筛查，而是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特征和偏好，设计差异化的服务方案和沟通策略，才能真正提升筛查的参与率。
启示与变革：如何让更多人受益于肺癌筛查？
这项研究的发现，为我们未来优化肺癌筛查策略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践启示。它告诉我们，要真正提升参与率，必须深入理解并回应公众深层的“三甲情结”和对权威质量的追求。
优化服务网络：让优质医疗资源“流动”起来
既然公众最看重三级医院，那么政策的着力点就应放在打破优质医疗资源的空间限制上，让三级医院的权威和技术能够惠及更广大的基层患者：
- 医联体筛查模式： 建立和完善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医联体合作。由三级医院负责培训基层医护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并建立远程会诊和读片系统。患者可以在家附近的基层机构进行LDCT影像采集，由三级医院的专家进行远程读片诊断。这种模式既保障了筛查质量，又提升了基层可及性，实现了“基层筛查、上级诊断”的无缝衔接。
- 移动筛查服务： 创新性地配备搭载LDCT设备的“筛查车”，深入到社区、乡村和企业，提供“家门口”的筛查服务。这种方式能够极大地提升筛查的便利性，特别适合那些出行不便或工作繁忙的群体。同时，通过与三级医院的品牌联动，可以增强公众对移动筛查服务质量的信任。
- 远程诊断系统： 大力发展和推广远程医疗技术，特别是远程影像诊断系统。基层医院采集的LDCT影像，可以通过高速网络传输到三级医院的影像科，由经验丰富的专家进行诊断。这不仅提高了诊断效率，也确保了诊断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有效缓解了基层医疗机构专业人才不足的困境。
精准沟通策略：从广撒网到精准触达
针对不同偏好的人群，需要设计不同的沟通重点和宣传方式，实现“对症下药”：
- 对Class 5（价格敏感群体）： 突出强调政府的费用减免政策、医保报销优势，以及肺癌早期发现带来的巨大医疗费用节省（相比晚期治疗）。让他们看到筛查的“经济账”是划算的。
- 对Class 2（品质追求群体）： 重点宣传筛查服务是由“三级医院专家团队全程指导或参与”、“采用国际先进LDCT设备”、“精准诊断，确保结果可靠”等，满足他们对高品质医疗的追求。
- 对Class 4（社区依赖群体）： 宣传“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和三甲医院同等质量的筛查服务”，突出医联体模式的优势，以及社区服务点的便捷性和亲近感。
- 对Class 1（倾向不筛查群体）和Class 3（犹豫不决群体）： 这类群体需要更深层次的信任建立。可以邀请权威专家进行科普讲座，通过真实案例讲解肺癌筛查的重要性，消除他们对筛查的误解和恐惧。同时，利用社区力量，由健康管理师进行一对一的健康咨询和风险评估，循序渐进地建立信任，引导他们认识到筛查的必要性。
政策工具创新：基于证据的资源配置
DCE数据为政策设计提供了直接且量化的依据，有助于实现更科学、更高效的资源配置：
- 预算分配优化： 政府应将更多预算从单纯的价格补贴，转向机构能力建设和医联体建设，例如投入资金用于基层LDCT设备的更新、远程诊断系统的搭建以及三级医院对基层医护人员的培训，从而从根本上提升筛查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
- 服务定价策略： 鉴于公众对价格不敏感，公立三级医院在提供筛查服务时，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制定适当的自付费用，但这部分费用应主要用于保障和提升服务质量，而非成为牟利手段。同时，要确保有针对性的低收入人群补贴政策，避免因经济原因导致的筛查缺失。
- 筛查站点布局决策： 在规划筛查服务点时，应优先考虑在三级医院的辐射范围内或与三级医院有紧密合作的社区医疗机构设点。同时，要确保交通便利，考虑不同出行方式人群的需求，尤其是那些“便利优先型”的患者。
这项四川大学的研究展示了DCE在公共卫生研究中的独特优势。它不仅能发现“什么重要”，更能精确回答“重要多少”、“对谁重要”，为精准干预提供量化导航。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守护患者健康的机构而言，理解这些深层偏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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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四川大学的这项研究为我们深刻揭示了中国公众在肺癌筛查决策中的“三甲情结”。这种偏好并非简单地追求“大医院”，而是根植于对医疗质量、诊断准确性和权威专家的深层信任。它既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历史积淀，也为未来的医疗改革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指明了方向。
提高肺癌筛查的参与率，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化的“降价”或“便利”，而必须深入回应公众对“信任建立”和“质量保障”的核心诉求。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如医联体、移动筛查），实施精准沟通策略，并基于科学证据优化资源配置，我们才能真正消除患者的顾虑，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肺癌早期获得挽救生命的机会。MedFind也期待与您一起，共同推动癌症筛查与治疗的进步，为更多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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