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为代表的肿瘤免疫治疗，犹如一道曙光，为无数癌症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它通过解除免疫细胞（特别是T细胞）上的“刹车”，重新激活它们识别并攻击肿瘤细胞的能力，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显著改善了部分患者的生存状况。
然而，正如硬币的两面，强大的抗肿瘤作用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那就是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这些不良事件是免疫系统在被激活后，有时会“敌我不分”，转而攻击自身正常组织和器官，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可能累及全身多个系统，从常见的皮肤、甲状腺、胃肠道问题，到可能危及生命的心脏、肺脏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更令人担忧的是，为了控制irAEs，医生有时不得不暂停甚至终止宝贵的免疫治疗，这无疑会影响抗肿瘤疗效的延续性，对患者的长期生存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深入理解irAEs的发生机制，并找到一套高效的管理策略，对于平衡免疫治疗的获益与风险至关重要。
免疫治疗的希望与阴影：警惕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通过靶向PD-1/PD-L1等信号通路，让T细胞得以“重获自由”，发挥其清除肿瘤细胞的强大功能。这种创新的治疗方式彻底改变了许多癌症的治疗格局，为晚期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机遇。然而，当被激活的免疫系统过度兴奋，或者错误地将正常细胞识别为“敌人”时，就会引发炎症反应，损害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系统，这就是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
irAEs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皮肤可能出现皮疹、瘙痒；甲状腺功能可能亢进或减退；胃肠道可能出现腹泻、结肠炎。更严重时，它们可能攻击心肌（免疫性心肌炎）、肺组织（免疫性肺炎）、肝脏（免疫性肝炎）等重要器官，导致其功能受损，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此外，为了控制这些不良反应，患者可能需要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甚至不得不中断正在进行的肿瘤免疫治疗，这无疑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双重压力。
传统治疗的困境：糖皮质激素的局限性与二线疗法挑战
目前，糖皮质激素（例如泼尼松、氢化可的松等）是治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一线药物。它们通过非特异性地抑制全身免疫炎症反应，来达到控制病情的目的。根据202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发布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管理指南》建议，对于达到2级及以上的中重度irAEs，可以考虑使用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糖皮质激素能够通过抑制T细胞活化和炎症因子的释放，减少免疫细胞对正常组织的破坏，从而缓解器官损伤。
然而，糖皮质激素并非“万能药”，它的应用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并非所有患者都对激素治疗敏感，部分患者可能反应不佳甚至完全无效，这使得治疗陷入僵局。其次，长期或大剂量使用激素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如增加感染风险、导致血糖升高、骨质疏松等代谢紊乱，甚至可能削弱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本身的抗肿瘤疗效，这让临床医生和患者陷入两难境地。此外，irAEs的临床表现、严重程度以及受累器官具有高度的个体差异性，仅仅依靠经验性的激素治疗，难以满足每位患者的个性化需求。
对于那些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或激素减量困难的中重度irAEs，临床上常会转向器官导向性的二线免疫抑制策略。例如，可以考虑使用吗替麦考酚酯等传统免疫抑制剂，这些药物能够加速症状缓解，同时减少激素的长期暴露。此外，一些针对特定免疫通路或分子的生物制剂也为二线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例如针对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英夫利昔单抗、针对白细胞介素-6（IL-6）的托珠单抗、以及针对整合素α4β7的维得利珠单抗等。这些药物可以更精准地抑制引起炎症的关键靶点，例如，英夫利昔单抗常用于免疫性肠炎，而托珠单抗则能更好地抑制全身炎症反应。对于严重的神经系统irAEs，若激素治疗无效，还可能考虑使用免疫球蛋白或血浆置换等方法。然而，这些二线疗法虽然潜力巨大，但目前在临床上的应用经验和循证医学证据相对有限，如何在复杂的临床情境中精准选择最合适的免疫抑制靶点，仍是医学界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创新理念：从“机体失调反应（HOUR）”看irAEs本质
要更好地管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其深层机制。近年来，医学界提出了一个创新概念——“宿主/机体失调反应（HOUR）”。这个概念借鉴了2016年脓毒症3.0的定义，将脓毒症视为“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所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HOUR概念强调，无论是感染、创伤还是免疫激活，一旦启动了机体的失调反应，异常的免疫应答就会打破身体原有的平衡（稳态），引发炎症、免疫、凝血、神经、神经内分泌和代谢生物能等多个系统的紊乱，进而导致血流动力学失衡，最终发展为重症。
在微观层面，这种血流动力学紊乱会损害细胞内部的关键“重症单元”，以内皮细胞和线粒体为核心，它们就像身体内部的“管道”和“能量工厂”。一旦它们受损，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器官功能障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激活抗肿瘤免疫的同时，也可能通过过度激活T细胞，引发“细胞因子风暴”，从而触发机体失调反应和血流动力学紊乱，进而损伤“重症单元”，最终导致器官功能障碍。irAEs常常表现为多系统受累，这与脓毒症等经典重症综合征的特点非常相似，其核心病理生理过程都是机体反应从有序调控走向广泛失调。因此，HOUR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深入理解irAEs的疾病演进过程、识别关键的临床干预节点以及阻止疾病向重症转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深度剖析：肿瘤免疫治疗相关HOUR的复杂特征
irAEs的免疫机制：从单纯激活到双向失衡
基于HOUR理论，我们需要进一步剖析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与脓毒症在免疫特征上的差异。irAEs主要源于免疫系统“失控的激活”，可以理解为一种自身免疫样的反应。其特征表现为组织内T细胞过度活化，大量炎症细胞因子（如IL-6、TNF-α）释放，以及自身抗体的形成，最终导致广泛的全身炎症状态和器质性损伤。
与此相对，脓毒症的免疫状态更为复杂，它并非简单的“早期炎症亢进，后期免疫抑制”的线性过程，而是呈现出“细胞亚群特异性、多通路调控”的特点。例如，近期研究发现，脓毒症病程中特殊的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亚群，在平衡炎症反应的同时，其过度活化也可能加剧免疫抑制。
对于irAEs患者，其免疫状态也存在高度的异质性。部分重症irAEs患者，在持续高炎症的驱动下，可能同时伴随T细胞耗竭、淋巴细胞减少等免疫抑制表现，这反映了免疫细胞的过度消耗和代谢重编程异常。此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破坏肿瘤免疫耐受的同时，也可能打破自身免疫耐受，导致特异性自身抗体介导的靶向损伤，而这种损伤又可能与局部的免疫抑制微环境并存。因此，irAEs患者的免疫状态，往往从T细胞的“单纯过度激活”，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双向失衡”，即炎症和抑制同时存在，使得治疗更为棘手。
肿瘤患者HOUR的叠加挑战
在临床实践中，肿瘤患者的免疫状态本身就异常复杂，常常是多重异常叠加。肿瘤本身就具有免疫逃逸机制，会诱导全身免疫抑制。而放化疗等传统抗肿瘤治疗，则可能引起骨髓抑制、黏膜屏障损伤以及急慢性炎症反应。靶向药物也可能影响抗原呈递和抗病毒防御功能。当恶性肿瘤患者在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基础上，再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ICIs进一步驱动异常免疫激活时，就可能导致更为复杂或非典型的器官损伤临床症候群。这可能表现为治疗相关的造血功能异常、屏障功能受损，甚至潜伏感染再激活。因此，临床上准确判断器官功能不全的主要原因，个体化调整抗肿瘤治疗方案，并制定合理的免疫调节和抗感染策略，是面临的巨大挑战。
肿瘤合并脓毒症的特殊性
相较于经典的脓毒症，肿瘤合并脓毒症的病程表现出显著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特殊性。首先，由于肿瘤本身的免疫逃逸机制以及抗肿瘤治疗（如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免疫抑制或激活作用，肿瘤患者的免疫状态更加复杂，容易呈现出免疫功能低下与过度激活并存的局面，导致脓毒症时免疫反应紊乱，且常表现为病原清除能力减弱、炎症反应不典型。此外，肿瘤患者的感染谱也发生了变化，常见的耐药病原体及机会性感染（如真菌、革兰阴性菌、耐药菌株等）使得抗感染治疗更加复杂，治疗效果也可能更差。
其次，由于基础肿瘤负担以及抗肿瘤治疗带来的多种不良反应，肿瘤患者在发生脓毒症时，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往往更为迅速且隐匿。他们常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脏器衰竭，而且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难以区分是药物不良反应、肿瘤进展还是感染所导致的器官损伤。最后，肿瘤合并脓毒症患者的预后存在显著差异，死亡率明显高于经典脓毒症。其预后不仅取决于感染的控制情况，还与肿瘤分期、患者基础状态以及抗肿瘤治疗策略密切相关。因此，在治疗肿瘤合并脓毒症患者时，MedFind医生需综合考虑患者的免疫状态、病原谱以及多学科治疗决策，以期达到更优的治疗效果和改善预后。
微观探究：irAEs病理生理机制与多组学应用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其中神经-内分泌-免疫轴起着关键作用。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类似于创伤性脑损伤后出现的交感神经“风暴”，irAEs也可能引发交感神经过度激活，导致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引起心肌细胞钙超载和氧化应激，进而诱发心肌损伤和心律失常。同时，持续的儿茶酚胺释放会进一步扰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功能，削弱其应激调节能力，从而加剧免疫失调和器官损伤。
炎症与免疫失衡是irAEs的核心机制之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促使T细胞过度活化，并导致辅助T细胞（Th）1/Th17极化，伴随着白细胞介素-6（IL-6）、干扰素（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促炎因子的升高，诱发免疫介导的器官损伤。除了非特异性免疫反应，部分irAEs也由特异性免疫反应驱动。例如，一些特异性抗体可能介导器官特异性的不良反应，如在肿瘤免疫治疗后，患者体内产生乙酰胆碱受体抗体，可能诱发重症肌无力；部分特异性抗体还可能诱发心肌炎、肌炎、免疫性肝病等。这些异常的免疫反应不仅引起全身炎症，还可造成重要器官损伤，严重威胁患者生命。
微循环功能障碍在irAEs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免疫反应的激活会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增强凝血活性，导致微血栓形成和微循环灌注不足。同时，炎症因子和活性氧会引发线粒体功能障碍，减少细胞能量物质三磷酸腺苷的生成，加剧细胞凋亡或坏死。以内皮细胞和线粒体为代表的“重症单元”损伤，最终可表现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代谢生物能反应也是irAEs病程中的重要环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导致T细胞过度活化后，T细胞的供能模式会发生改变，从主要依赖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转向以有氧糖酵解为主的代谢途径。这种代谢重编程为T细胞的快速增殖、分化和细胞因子产生提供了必要的能量和生物合成前体。然而，在irAEs病理生理过程中，这种增强的糖酵解可能加速T细胞的细胞毒性和炎症因子分泌，从而驱动T细胞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同时，有氧糖酵解产生的NOD样受体3（NLRP3）作为炎症小体，也参与到irAEs的炎症反应机制中。
传统的重症医学往往基于临床特征来定义综合征，如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然而，这些综合征在分子机制上存在显著异质性，限制了诊疗效果。而多组学技术（包括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等）能够从系统层面揭示疾病的“内型”，实现从表象到深层机制的认知跨越，为精准干预提供靶点。在irAEs与脓毒症等临床表现相似但病因各异的疾病中，多组学技术有助于辨别关键生物标志物，实现早期预警、精准鉴别和个体化治疗。
为了应对irAEs这一复杂的临床挑战，整合多组学数据的机器学习方法已成为一项前景广阔的关键策略。鉴于irAEs发病机制的复杂性，单一类型的生物标志物往往预测效能有限，而多组学数据的整合分析能够更全面地捕捉免疫系统失衡与组织损伤背后的复杂生物学信号。通过综合分析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肠道微生物组学等多维数据，并结合临床信息，可以构建更稳健的irAEs风险预测模型。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irAEs的病理生理机制，也为实现高风险患者的早期预警与干预提供了有力支持。
未来方向：PRISM策略——多组学辅助的irAEs精准管理方案
基于对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病理生理机制及“宿主/机体失调反应（HOUR）”概念的深入理解，并结合多组学技术的应用，医学专家们提出了一套创新的irAEs管理策略——PRISM策略。PRISM是一个涵盖五个关键维度的综合管理体系，旨在为irAEs患者提供更精准、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病因精准鉴别（P – Precise Etiology Discrimination）
当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患者出现器官功能障碍时，首要任务是精准鉴别究竟是irAEs还是感染。多组学技术通过筛选血液、尿液等样本中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建立irAEs特异性分子谱，辅助临床医生进行精准鉴别。例如，根据2021年ASCO指南，对于2级及以上的irAEs，应考虑暂停ICIs并启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对于3级及以上irAEs且对大剂量激素（如泼尼松1～2 mg/（kg·d））反应不佳时，则需评估是否加用免疫抑制剂。而拯救脓毒症运动（SCC）2021年指南则针对脓毒症的早期液体复苏、感染诊断和治疗等提供了明确建议。多组学生物标志物有助于指导快速精准治疗，并可预测患者对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反应及继发感染风险。
机体反应调控（R – Response Modulation）
为了应对irAEs患者在疾病早期普遍存在的高应激状态，PRISM策略强调需要综合管理其全身性炎症、免疫、凝血、神经、内分泌及代谢等多系统失调反应。专家团队提出并实施了以“镇静-镇痛-抗交感”为核心的重症病因管理范式。这套方案旨在通过控制自主神经反应，这个“宿主/机体失调反应（HOUR）”的始动环节，来阻止疾病进一步恶化。同时，它还整合了抗炎、免疫调节、凝血管理、神经内分泌调控以及体温与血糖稳态维持等综合措施。该模式已在临床实践中初步应用，未来将结合肿瘤免疫治疗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多组学数据进一步优化，以期达到更好的疗效。
药物风险预测（I – Individualized Risk Prediction）
免疫治疗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部分患者可能因治疗无效或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而影响预后。多组学生物标志物的整合分析为预测患者对特定免疫治疗药物的反应以及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提供了新的工具。通过建立精确的风险预测模型，临床医生可以在治疗前早期识别出那些容易发生严重irAEs的高危人群，从而辅助进行风险分层，并制定更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不仅有助于保障抗肿瘤的疗效，更能大幅提升治疗的安全性，让患者受益更多。
器官功能支持（S – Supportive Organ Care）
无论是irAEs还是严重的感染，都可能导致机体处于高炎症状态并伴随器官功能不全，其微观表现为“重症单元”（即内皮细胞与线粒体）的损伤。因此，维持血流动力学和氧代谢稳态是保护这些“重症单元”的关键。床旁超声等工具可以实时评估患者的心脏、肺部以及循环功能，从而指导液体管理、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以及机械辅助治疗，如机械通气、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和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此外，血浆置换、免疫吸附等血液净化技术，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过量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炎症因子以及致病抗体，从病因层面阻断免疫反应的持续激活，为后续治疗争取宝贵的时间窗。
多学科协作（M –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面对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的新发器官功能障碍患者，组建一个由肿瘤科、感染科和重症医学科医师构成的多学科诊疗团队（MDT）至关重要。这个团队需要协同解读患者的多组学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系统地鉴别irAEs与感染、评估机体失调反应的程度、明确器官损伤状况以及抗肿瘤药物相关的风险。其中，肿瘤科医师牵头负责调整抗肿瘤方案；感染科医师则负责研判感染状态并指导抗生素的合理使用；重症医学科医师则主导机体失调反应的调控与器官功能支持治疗。患者出院后，MDT团队还应建立随访档案，定期评估其器官功能和生活质量，加强对患者和家属的早期症状识别教育，并构建快速再就诊通道，从而形成对患者的全程管理闭环。
PRISM策略实施流程
阶段一：筛查识别阶段
1. 高危患者识别：对所有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患者进行基线评估，这包括详细的基础病史、当前的器官功能状态以及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IL-6）等。同时，通过整合多组学生物标志物数据，构建风险预测模型，以评估患者发生器官功能障碍的潜在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
2. 动态监测：在治疗期间，医护团队会每2-4周对患者进行临床访视，评估其是否存在器官功能损伤相关的临床表现。定期监测肝肾功能、心肌酶谱、甲状腺功能以及各项炎症指标，以便及时发现异常。一旦出现疑似ICIs相关的器官损伤表现，应立即启动多组学检测，以协助医生进行病因鉴别和精确分型。
阶段二：鉴别分型阶段
1. 多组学辅助鉴别irAEs与感染：采集患者的血液、尿液等样本，进行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学等深入分析，以建立irAEs特征性生物标志物组合（例如，特定的自身抗体、细胞因子谱、代谢物比值）。这些数据将与临床特征（如发热模式、器官受累特点）相结合，进行综合判断，从而更准确地区分irAEs与感染。
2. HOUR分型与严重程度分层：根据神经内分泌、炎症免疫、凝血代谢等多种指标，将患者分为不同的“宿主/机体失调反应（HOUR）”亚型（如高交感型、循环衰竭型、呼吸衰竭型、凝血紊乱型等）。同时，采用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等工具，对患者的器官功能障碍严重程度进行精准评估，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依据。
阶段三：精准治疗阶段
机体反应调控：精细化管理免疫炎症
1. 抗交感治疗：对于处于交感神经亢进状态的患者，采用以目标为导向的“镇静-镇痛-抗交感”方案（ReMiProDE方案）。建议应用瑞芬太尼+咪达唑仑+丙泊酚进行镇静镇痛，以维持脑电双频指数或熵指数在40～60之间。同时，可应用β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来控制心率和儿茶酚胺的释放，并应用右美托咪定以减轻应激反应，调节自主神经功能。
2. 免疫炎症调控：避免经验性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盲目应用。应基于多组学检测结果，指导免疫抑制剂的选择。根据炎症标志物谱，精准选用靶向药物：如IL-6R抑制剂（托珠单抗）、TNF-α抑制剂（英夫利昔单抗）、JAK抑制剂（托法替布）等，实现更精确的免疫抑制。
3. 凝血状态管理：常规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和D-二聚体水平，必要时通过血栓弹力图评估凝血状态。对于高凝状态的患者，建议进行下肢深静脉血栓超声筛查，必要时预防性给予抗凝治疗，如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
4. 代谢与内分泌调节：实施严格的血糖与体温管控。酌情补充糖皮质激素（如氢化可的松），以维持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的稳定。
器官功能支持：挽救生命，守护功能
1. 血流动力学治疗：危重irAEs患者的管理需建立在连续、动态的血流动力学监测与干预之上。临床上应采用床旁心脏超声动态评估患者的心脏功能，以此为核心指导对容量状态、心功能及外周血管张力的连续性调整。治疗应结合中心静脉压、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及乳酸等多项指标，实施以目标为导向的液体管理策略，在保障全身有效灌注的同时，严格避免容量过负荷。同时，重症超声的可视化评估可进一步指导器官保护性血流动力学治疗策略。随着高分辨率监测技术的普及，整合基础血流动力学数据与超声多普勒血流、组织氧合监测信息，可更敏感地反映重症状态下器官灌注与自身调节状态的变化，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识别并干预器官血流分布失衡。
2. 机械辅助治疗：当患者出现严重的器官功能衰竭时，需及时启动机械辅助治疗以提供生命支持。呼吸支持方面，应根据低氧血症严重程度，阶梯式选择普通氧疗、高流量氧疗及无创或有创机械通气；对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在有创机械通气的基础上采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肺复张手法、俯卧位通气等治疗措施；对于治疗反应欠佳、肺保护目标维持困难的患者，可考虑静脉-静脉体外膜肺合（VV-ECMO）等高级生命支持手段。
循环支持方面，对于血流动力学调整和强心药物难以纠正的严重心功能不全，必要时可考虑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或静脉-动脉体外膜肺合（VA-ECMO）进行心脏支持。此外，对于急性肾损伤（AKI）患者，可应用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维持肾功能，若合并高炎症状态，还可在CRRT基础上增加炎症因子吸附技术；而对于肝功能衰竭患者，血浆置换、血液灌流等血液净化技术也是必要的支持手段。
阶段四：随访管理阶段
组建以肿瘤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为核心的irAEs-MDT团队，同时纳入心内科、消化科、呼吸科、内分泌科、肾内科、皮肤科、临床药学及检验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应每周召开1次MDT会议，共同讨论疑难病例。肿瘤科决定患者是否暂停/重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调整抗肿瘤治疗方案；感染科评估感染风险，指导抗感染药物的合理使用；重症医学科主导机体反应调控与器官功能支持治疗；心内科、消化科、呼吸科、内分泌科、肾内科、皮肤科针对相应系统的irAEs提供专科指导意见；检验科联合生物信息团队对多组学数据进行解读，并提供基于数据的诊疗建议；临床药师评估抗肿瘤、抗感染及免疫调节药物的使用合理性、药物相互作用及潜在不良反应，并提供指导建议。患者出院后，应建立irAEs随访档案，随访内容包括：定期评估器官功能、监测相关炎症标志物、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同时，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教育，使其掌握早期症状的识别方法。建立并畅通快速再就诊绿色通道，实现对肿瘤患者新发器官功能损伤的早诊早治。
总结与展望：PRISM策略开启irAEs管理新篇章
以免疫治疗为代表的肿瘤治疗进展，无疑显著改善了无数癌症患者的预后。然而，伴随而来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及其向多器官功能障碍的演进，已成为影响治疗安全与患者长期生存的关键问题。传统的以糖皮质激素为中心的经验性治疗策略，因其响应异质性高、不良反应显著等局限性，已难以满足当前个体化精准管理的需求。
本文基于“宿主/机体失调反应（HOUR）”这一创新的病理机制框架，将irAEs与脓毒症等经典重症综合征紧密联系起来。我们从自主神经功能异常、血流动力学稳态失衡和微循环损伤等多个层面，深入阐释了irAEs向重症演进的复杂病理生理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融合多组学技术的PRISM策略，它涵盖了病因精准鉴别（P）、机体反应调控（R）、药物风险预测（I）、器官功能支持（S）和多学科协作（M）这五个维度，旨在实现irAEs的早期预警、精准分型与个体化干预。MedFind致力于将这些前沿医学知识转化为患者可理解的语言，帮助您更好地应对疾病挑战。
展望未来，随着多组学生物标志物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HOUR分子内型研究的深入，我们有望构建出一套基于生物学特征的irAEs精准防治体系。这不仅将进一步提升免疫治疗的获益-风险比，更能最终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与远期预后。PRISM策略为irAEs的精准管理提供了潜在方向，其临床应用价值尚待更多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但它无疑为未来的irAEs管理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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